一

我原在台湾淡江大学主持中文系所时，系中即有老敦煌研究院出身的敦煌学家苏莹辉先生，时相过从，饫闻绪论。故对敦煌与敦煌学略有所知。一九八九年又率台湾教授团访问敦煌，与段文杰先生有些交往，后来还安排过其公子赴台展画。办佛光大学时，又邀高尔泰、蒲小雨夫妇来为学校做了敦煌风格的壁画。此类因缘甚多，因此虽不常写敦煌论文，却颇游敦煌，对敦煌之关心不敢后人。然亦因此，对敦煌之发展有些愚见，冒昧提出，幸勿以骨鲠见斥。

首先，我觉得敦煌的发展应身脑合一，其次应扭转端线，三应调整方向。

二

敦煌学兴起业已百年，研究成果当然十分丰硕，但内行视之，不免仍多遗憾。荣新江先生说：“迄今为止，我们还没有拥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史，没有‘辨章学术，考镜源流’的敦煌学史，更没有‘评判高下，辨别优劣’的敦煌学学术史。”可为一例。这是指整体概括性的学术通史类作品目前仍不餍人意，而在这整体之内各个分部分支，成果也都尚有亟待发展之空间。

此中有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：所谓敦煌学，其实主要是针对十七号窟中发现的四万卷左右写本文件进行研究，洞窟本身与壁画向来不是重点。

许多敦煌学家根本没到过敦煌，也没必要到敦煌；许多敦煌学研究重镇更不在敦煌。一九八一年，谣传藤枝晃说：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日本”，曾引起许多人不快，可是事实上敦煌学在巴黎、在伦敦、在日本、在北京、在上海、在杭州、在四川、在兰州、在台湾、在圣彼得堡，在许多地方，而确实不在敦煌。敦煌研究院的先生们很努力、很辛苦，但敦煌学的主体，毕竟在经卷而非洞窟。洞窟及其艺术，在历来研究中也是最少的。

造成这种现象，原因甚为复杂，其历史我们也不必去追究。我们面对的问题，乃是如何去调整，设法把敦煌学研究的重心拉回到敦煌来。

拉回，不只是为敦煌考虑，更能在结构上改善敦煌学的内在性质，让敦煌学可以发展得更完善。

藏经洞所藏文件，原属敦煌所有，其内容是与敦煌史、地、社会、宗教及洞窟营造不可分的。可是如今，文献既不返家，敦煌也对这些文件无甚系念。数十年来，《英藏敦煌文献》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，《俄藏敦煌文献》、《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》是上海古籍出版的，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》是江苏古籍出的，《浙藏敦煌遗书》是浙江教育社出的，《敦煌宝藏》是台湾新文丰出的，仅一种《甘肃藏敦煌文献》由甘肃人民社出版过，敦煌本身与此类大规模文献整理工作无关。

文献整理是过去敦煌学之主要工作内容，敦煌未能于此贡献气力，自然也就使其地位在整个敦煌学中居于旁支，未能“预流”。

敦煌本身在壁画、雕塑之研究及洞窟保护方面当然有其贡献，但未结合文献的研究，事实上难以深入，成果其实甚为有限。

敦煌地方政府虽倚洞窟为旅游产业发展之资，却不知借重早已形成世界学术网络的敦煌学，亦是缺乏见识的。以致受敦煌学震慑、感动而亲赴敦煌的旅人，在敦煌根本感受不到任何学术气氛，为之怅怅不已。一般游客，走马看花，在洞窟之间晃一晃、逛一逛，匆匆浏览浏览壁画便走，也完全不了解敦煌深厚复杂的文化内涵。

让敦煌与敦煌学重新合体，方法很多，一是延伸并扩展“藏经洞”概念，发展成文献中心，供人参访、做研究、办讲座、开会（这是目前网站、数据库所不能比拟或替代的）。一是改造目前粗俗浮浅的文化旅游产业模式，将敦煌变成一处教育、学习的文化艺术圣地。三是提升、扩建敦煌的学术机构。缺乏学术力量的敦煌，如何将敦煌文化表彰于天下？　

三

其次，敦煌之被发现、获得重视，是由外国人开始的。探险考古者，由西域进入，一路掠劫考察而抵敦煌，其动线由西而东。因此敦煌文化乃整体西域考古之一部份，敦煌的洞窟艺术与文书，一向也被倂到“敦煌吐鲁番学”这个大概念底下看。敦煌，是这一路西域考古的东端。

我们国内的敦煌学，虽名称上未附入吐鲁番，但实际上仍沿续着这个学术传统，例如上海古籍出版的《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》就显示了敦煌是与吐鲁番并着看的。历届「敦煌学」会议中，谈吐鲁番文书的论文亦不罕见，谁也不会觉得不自然。

由此端线发展下来，敦煌吐鲁番学之重点自然在于西域民族与文化如何延伸到敦煌、敦煌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之地、瓜沙史事中不同民族之表现等。这个重点后来因中日学者参与日多，渐有调整；但主要是想对整个东洋史的“中古”时期有所解释。如就其视野之端线看，仍是将敦煌并入了西域。

敦煌乃玉门关所在地，当然与西域文化极具关联，但它不是西域，只是入西域之门户。由过去的观点看，注目的是由中亚西亚到敦煌这一线。这一线当然很重要。不过，由洛阳、长安到敦煌的这一线，过去就忽略了。

也就是说：敦煌学的兴起，令敦煌备受关注，但敦煌学也遮蔽了敦煌的文化身份，使人的视野局限于敦煌及其西线。我所谓扭转端线，意思就是要把眼光转过来，注意由长安到敦煌这一线。

这种调整，对甘肃全省之发展至关重要。目前，旅客到甘肃，大多是到兰州，接着飞敦煌，以入新疆。东线之旅游与产业发展遂严重滞后。

事实上，俗称的“丝路”，系由长安出发，入甘肃之第一站为泾川，一路西去，经河西走廊，抵敦煌才出阳关、玉门关而入西域。如果我们把端线由“吐鲁番–敦煌”拉回到“长安–敦煌”，则甘肃全境由东徂西就都可覆盖于其中。脱离目前敦煌单点发展之状况，以点带线，整体拉开甘肃的文化格局，泾川、平凉、天水以及河西四郡可以整合成一篇大文章。

四

扭转端线，实际上便意味着要调整方向。

过去谈敦煌，强调它在文化交流上的作用，而且主要是西方或西域文化由此输入中原这一面。之所以如此，系因前述学术传统使然，此等视角，大豁心胸，令人对过去不甚了解的中外交通史增益了不少知识，实可感谢。但汉文化西传，遍及敦煌与西域之声光，却显得黯然了。

敦煌石室是僧人开凿的，以此修行，其图画或雕塑自然以佛教内容为主。但就在这样的地方，儒道及相关文书却有大量遗存，其实是令人惊异的。一般佛寺里，儒书所存皆甚稀，敦煌则很可观。以巴黎所藏为例，道教文献占了6.1%、儒家文献占4.5%、其他文书20%、纪年文献19.1%，合起来将近40%。其他地方虽无如此高的比例，然其量均高于如今内地一般寺院之儒道世俗文书，于此即可见当时汉文化影响之迹矣。

这些文书，虽有部份各族文字，毕竟仍以汉文为绝大多数。陈寅恪曾说：河西地区“秩序安定，经济丰饶，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，复是流民移徙之区，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，但较之河北、山东屡经大乱者，略胜一筹“。汉末年中原战乱、西晋永嘉之乱，中原百姓为避战祸，一向长江流域移民，一就向河西敦煌。

敦煌儒家经典，《周易》有4种25件，《尚书》2种52件，《诗经》4种47件，《礼记》8种16件，《春秋左传》4种57件，《春秋毅梁传》2种6件，《论语》6种106件，《孝经》6种42件，《尔雅》3种5件，凡39种356件。多为唐以前的稀世写本。篆书、隶书，草书、楷书、行书均有。篆书在所有敦煌文献中，仅两页残纸，却均为儒家类文献，即P.3568和P.4702两件《篆书千字文》。此外还有大量蒙书、文抄、诗赋曲辞、应用文、律、令、格、式抄本，史书抄本，方志抄本，本草抄本，算书抄本等。另有许多摘抄本、略出本、节抄本和新集本，如《论语摘抄》、《励忠节钞》、《新集文词九经抄》、《新集孝经十八章》、《杂集时用要字》等。其中甚至还有藏文儒家类文献:P.T.986《尚书》，P.T.1287《史记》，P.T.1291《春秋后语》，5.T.724、P.T.992、P.T.1284《孔子项托相问书》，P.T.1283《兄弟礼仪问答》等，以及藏汉文字对照的P.3419《千字文》写本。

此等文献，显示了敦煌汉式教育发达，科举盛行，家族礼法也颇讲究，故多有家训、家教、训蒙材料。而此种思想也影响到佛教，《父母恩重难报经》就有五六十种。

目前敦煌学对儒道方面的关注，远少于西域文化、佛教，甚至低于回鹘、吐蕃、景教、摩尼教，这与当时汉文化在敦煌居主导地位之情况是极不相称的。另据杨宪益《译馀偶拾》之考证，汉初封建制已传播至大夏王朝，大夏希腊王尤屠帝摩可能东进至疏勒一带，仿封建制，分封诸子；又仿郡县制，一县分为若干驿亭。汉初皇帝谥号上加孝字，在公元前一八七左右亦被西亚希腊王国诸王采用。可见汉文化西传仍有许多我们未及注意到的地方。

据我看，敦煌的东西文化交流史，只能说是西来文化融摄于汉文化的历史，整个大趋势毕竟仍是汉化。因此，汉文化之向西传播更值得关注。即以回鹘佛经来说，大抵即非由印度及中亚传入，而是由汉译佛经或汉撰佛经（也就是伪经）译成回鹘文字。壁画及石窟形制，同样有由中亚式转为汉式之情况。

唯有我们注意这种汉文化发展史，平凉天水这些古代华夏文明创生区所生产的文化，经陇上与北方草原民族交融，再经敦煌而深入西域吐蕃、吐鲁番的历程，才能重新被世人所关切，整个甘肃才能孚应“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”的期待。

五

最后，我要谈谈生态问题。

敦煌文化是绿洲的文化，所以说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，玉门关内应是绿意盎然的。可如今呢？水资源匮乏、植被覆盖率低、湿地退化日益加剧、土地荒漠化持续扩展。

生态环境退化的原因是“五滥” ——滥垦 (无计划、无节制的开垦土地 )、滥牧 (超载放牧 )、滥伐 (林木 )、滥采 (中草药、草皮等 )、滥用水资源 (超采地下水等 )。

如今党河上游“引党济红”工程分水500万m3、月牙泉治理回灌年用水600万，加上人口和耕地面积的急剧增加 ,造成党河断流。瓜州县双塔水库、玉门市昌马水库拦截河水,又造成疏勒河断流。于是,敦煌市只得每年开采地下水4100万m3用于农业、工业和生活用水,地下水位遂年平均下降0.43m。著名旅游景点月牙泉由上世纪60年代13000多平方米，锐减到现在的5 300多平方米；水深由过去的十多米下降到现在的一米。湿地每年递减。到2005年,境内湿地面积减少了近1/3。绿洲区内的0.07万余公顷咸水湖和66.67余公顷淡水湖80%已消失。

此外，全市有3.33万hm2土地沙化。自1994年以来,绿洲区外围沙化面积增加了1.33万hm2,平均每年增加 0.13万hm2。而现在沙尘暴以及浮尘天气也在增加。 莫高窟更是深受风沙的侵蚀以及粉尘的危害。鸣沙山方向的风沙对崖面露天壁画的撞击、磨蚀,已导致了壁画褪色、变色,还使不少窟区、窟顶遗址残败不堪。相当数量的窟顶被剥蚀 ,甚至会引起崖体的坍塌。

目前，年降尘量已达65.4t·km2,且 83%以上为棱角状、次棱角状高硬度的颗粒。既能随湍急的气流运动对壁画、塑像进行磨蚀,又能侵入壁画和塑像颜料的空隙间,携带的细菌和化学物质还会对壁画的颜料产生多种生物和化学作用。

这样的环境，还要持续扩大开发旅游，不是自取死路吗？谈什么敦煌文化的现代复兴？

我不是说不可以再开发旅游，而是不能再以现在的模式发展旅游产业。改变模式、提升层次、走向绿色生态学术文化旅游，才是今后的生路。